早在40年代，在中国的电影、话剧界，曾升起过4颗耀眼的明星，被人们誉为重庆影剧界的“四大名旦”，这就是：张瑞芳、秦怡、白杨、舒绣文。她们那时都不过是20多岁的青年演员，却已显示了非凡的艺术才华，形成了各自的演艺风格。更有趣的是，她们4人都与毛泽东有过接触或交往。
抗战胜利之初，张瑞芳正在重庆。1945年8月28日，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，到重庆参加国共和谈。大约在20多天之后，在周恩来的安排下，毛泽东接见了在重庆的部分戏剧电影界人士。
当时，张瑞芳也接到了通知，当她兴冲冲地来到曾家岩50号八路军办事处时，毛泽东已在那里等候了。见了张瑞芳，毛泽东立刻和她亲切握手，并致问候。同时被接见的还有白杨、舒绣文、吴茵等人，都是话剧和电影界的知名人士。
由于张瑞芳、白杨、舒绣文等人当时都很年轻，又是女演员，所以一开始，交谈的气氛很活跃。然而，随着交谈的深入，又听了毛泽东委婉的谈话，张瑞芳等人才感觉到，时局的变化远比她们主观想象的要复杂得多。
不久，内战爆发，张瑞芳与不少文艺界的民主人士只好四处辗转，从东北、上海到香港。后来又在夏衍和以群的安排下，于1949年3月乘船来到北平，同行的还有于伶、阳翰笙、丁聪等人。
由于张瑞芳从1941年至1946年一直与周恩来单线联系，因此她同周恩来、邓颖超夫妇很熟。她到北平以后，邓颖超就叫她与孙维世住在一起。孙维世是中共早期老党员孙炳文烈士的女儿，自小由周恩来夫妇作为养女带大，为人热情大方，既演戏，又编导，所以张端芳与她住在一起，彼此关系很融洽。
有一次，邓颖超对孙维世和张瑞芳说：“毛泽东主席看过刘少奇同志刚回来，江青同志也很愿意见你们。你们就一块儿去吧。”
张端芳一听要去毛泽东家，高兴得不得了。当她和孙维世来到毛泽东家里的时候，毛泽东正坐在沙发上，而沙发又正好背对着门，当他听到有人来时，便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背对着张瑞芳。
呵！毛主席好高哇！张瑞芳心中暗暗吃惊。4年前她在重庆虽然见过毛泽东一面，但他是坐着，此次到他家，张瑞芳才第一次感觉到毛泽东身材如此魁梧。
江青以文艺界前辈自居，向张瑞芳、孙维世询问了一些文艺界老朋友的情况，因张瑞芳长期在重庆、上海等国统区工作和演剧，比较了解，所以也就尽自己所知，一一做了回答。江青又问：“现在你们时兴些什么，都在穿些什么衣服啊？西装裤，中国式的短袄？我看有些人的头发填得很高。”
谈了一会儿，毛泽东、江青就留张瑞芳和孙维世吃饭。大家又边吃边谈，谈着谈着，谈到了张瑞芳的身体。张瑞芳说：“我本来患肺结核病，后来在东北经过一年多的艰苦生活和冰天雪地的拍摄工作，肺结核转成了肠结核，是在上海开刀治疗的。”
江青没想到结核病会转移，而且还要开刀治疗，便问：“什么叫结核？”
毛泽东一边夹菜，一边很随意地说：“那就是在身体里长了蘑菇。”
江青似懂非懂，没有再问。
吃完饭，江青用手掰了块馒头，对李讷说：“叫爸爸去喂鱼。”
于是，毛泽东便带了李讷、张瑞芳一起去喂鱼，毛泽东一边用馒头喂鱼，一边看了看张瑞芳，说：“你过去没去过延安？”
其实，张瑞芳的母亲很早就同情共产党，彭真、蒋南翔等中共北平市委领导同志都曾在她家开过会。于是，张瑞芳便说：“我母亲过去在晋察冀边区，我的家里人也都在延安。”
“噢。”毛泽东一边听，一边点头。
因为毛泽东的工作相当繁忙，所以等他喂完鱼。张瑞芳和孙维世便告别了毛泽东和江青，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了。
不久，张瑞芳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。当毛泽东亲临会场时，全场欢声雷动。张瑞芳为了能见着毛泽东，特意站到了一只凳子上，只见一位新疆代表正给毛泽东穿新疆的民族服装，并给他戴了一顶新疆帽子。
1949年10月1日，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举行。当时张瑞芳经徐冰介绍，在新闻处担任联络秘书工作，主要联络文艺界的政协委员。那时邓颖超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得时间较久，正在城楼上的一个地方休息，而张瑞芳则陪伴在她身边。这时，毛泽东正在天安门城楼的中心会场向全世界做庄严宣告，那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”等铿锵有力的话语，随着麦克风传遍了整个天安门广场。张瑞芳也听得清清楚楚。她是演话剧和电影的，对朗读的要求和规则比一般人要懂得多，但她觉得毛泽东的庄严宣告念得太好了，她也没想到毛泽东会念得这样好。几十年以后，当她回忆起这段往事，仍情不自禁地对笔者赞叹道：“唉呀，毛主席念这个文件的断句、停顿、语调，真是太好了！太棒了！”
大约过了一二年，是个夏天，毛泽东到上海视察工作。张瑞芳得到有关方面的通知，前来参加舞会，并陪毛泽东跳舞。具体是个什么地方，张瑞芳已经记不清了，只记得那个地方的窗户很高。
当毛泽东与张瑞芳一起跳舞的时候，张瑞芳心里暗想，毛主席那么忙，接触的人那么多，又年近花甲，恐怕已不认识她了。没想到毛泽东忽然问她：“你的肠结核怎么样了？”
张瑞芳不由大吃一惊！毛泽东不仅没忘记她，还记得她的肠结核病。这记忆力真是惊人。于是，张瑞芳便告诉毛泽东：“还是打针吃药。”
以后，毛泽东来上海，张瑞芳仍有机会见到毛泽东，但真正互相交谈的机会却很少了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以后，张瑞芳也受到批斗，并与赵丹、郑君里等人一起受到隔离审查，过了两年多的监禁生活。直到“四人帮”粉碎以后，她才重新登上艺术舞台。
50年代末的一个下午，秦怡与沈浮、金焰、上官云珠、黄宗英等电影界人士，受到毛泽东的接见，并进行了交谈。由于那次被邀见的人有近10人，所以秦怡与毛泽东没有进行直接交谈。给她印象较深的，是她陪毛泽东跳舞的一次。
那是在1959年的一个晚上，地点在上海文化俱乐部。奏怡与其他一些文艺界的演员接到参加舞会的邀请。在未跳舞之前，秦怡就得到有关方面的“关照”：毛泽东无论与哪一位女同志跳舞，如果在跳舞中拍了一下对方的背，那就是示意她停下来；如果他不拍，就继续跳下去。
当时，周恩来也在场，他与秦怡很熟，一见到她，便马上把她介绍到毛泽东面前，对毛泽东说：“这位就是上海电影界的著名演员秦怡同志，曾演过《铁道游击队》等许多电影。”
毛泽东一听，立刻与秦怡亲切握手。随后，就邀请她跳舞。在秦怡的感觉中，毛泽东跳舞的步子很慢，犹如散步一般。秦怡感到与毛泽东跳舞过于沉闷不太好，而她也不是一个很沉闷的人，于是便抬起头来问道：“主席，不知您看了我们的电影，有些什么意见，请指导指导。”
“我很少看电影。”毛泽东立刻低头回答：“我看电影不多，看戏曲多，对电影提不出什么意见。”
秦怡没想到毛泽东这么爽快，简直是不假思索，如同平时谈话般随意，拘束的心情一下放松许多，便又说：“今后您就多看一些电影，这样好多给我们一些指导。”
“你说得对，我接受你的意见。”毛泽东说：“我在这方面是太偏，你提醒了我。今后要多看电影。以后看了，再来找你。”
秦怡没想到毛泽东会立刻做自我检查，有点不好意思，便又补充解释道：“我只是想得到您的指导。”
毛泽东一点也不介意：“你说得对。我是有这个缺点。”
有了毛泽东的这番鼓励，秦怡的心里踏实了许多。可是，她又知道毛泽东有在背上拍一下的“暗号”，于是，一边陪毛泽东迈着舞步，一边就随时留心着毛泽东是否用手拍她的背，只要一拍，她就随时停下来。
然而，毛泽东始终没有拍她的背，她和毛泽东一直跳到舞曲终止的时候。
毛泽东后来是否接受了秦怡的建议，增加了看电影的次数，还没有人统计过。不过，秦怡后来演出的《青春之歌》、《女篮五号》等电影，使她成为了全国上下都知道的名演员。
也是在1945年8月28日，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从延安乘机飞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期间，白杨接到与毛泽东见面的通知，便满怀兴奋地来到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。这时张瑞芳等人已经先到，毛泽东正等着大家。25岁的白杨一见到毛泽东，也顾不上什么礼节，第一句话就说：“毛主席，我与您是同乡呵！”
“噢，是吗？”毛泽东一听，忙与她亲切握手，相互问候。
白杨坐下后，便与张瑞芳等人一起，与毛泽东交谈起来。大家主要话题还都是当时的政治形势，因为人们都希望和平，而不希望再打内战。
结果，蒋介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挑起内战而以失败告终。就在中共节节胜利的凯歌声中——1949年7月，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，白杨参加了这次盛会，并再次见到了毛泽东。
不久，白杨参加了开国大典，亲眼看见毛泽东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。
建国以后，白杨有时赴京开会，仍有机会见到毛泽东。1960年7月，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，白杨作为上海代表参加了会议。7月23日，毛泽东来到会场，亲切接见了全体代表。而毛泽东有时来上海，白杨亦有机会见到他。1961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，毛泽东就在锦江饭店接见了上海文化教育界的代表。白杨当时刚入党不久，也接到通知前来。毛泽东在他人的介绍下，再次与白杨握手问好。同时在座的还有越剧演员徐玉兰、电影演员上官云珠等。当时周信芳也在，毛泽东因喜欢京剧，所以与周信芳谈得比较多，白杨在旁听着，仍受到不少教益。
遗憾的是，在5年以后的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中，白杨受到了残酷的批斗和迫害，直到“四人帮”粉碎以后，她才在影视中重新亮相。
1938年初，舒绣文正在重庆。1月4日，中国电影制片厂西北电影队为了替阳翰笙的名作《塞外风云》拍摄外景，在导演应云卫的带领下，从重庆出发，于2月14日抵达延安。当时年仅23岁的舒绣文也在这个队伍中。
当毛泽东、朱德知道舒绣文一行来到之后，第二天就在枣园一间简朴的窑洞里设晚宴招待舒绣文等。毛泽东说：“大家一路辛苦了，到延安来很不容易呀，多住几天，去延安各方面看看。”
接着，毛泽东又向舒绣文等谈了抗战的形势和当前的任务。舒绣文因为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，所以听得很认真。而毛泽东讲完话后，还亲自给舒绣文、应云卫等题了词：“抗战、团结、进步”。
也是在这天晚宴上，毛泽东还与舒绣文进行了交谈，询问了她家里的情况以及重庆的抗日宣传工作。而舒绣文也尽自己的所知，一一告诉了毛泽东。
7年以后，毛泽东到重庆谈判，并与在渝的戏剧界、文艺界人士聚谈，舒绣文也在被邀请之列，她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。
1949年5月，舒绣文从香港来到北平，不久就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。当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朱德等人莅临会场时，全场欢声雷动，舒绣文也沉浸在极大的欢乐和兴奋之中。
“啊，你是舒绣文。”当毛泽东一望到舒绣文时，立刻就把她认出来了。
几年未见，毛泽东居然一眼就能把她认出，这是舒绣文所没有想到的。
毛泽东一边握着她的手，一边亲切地对她说：“舒绣文同志，你们文艺工作者，要到工农兵中去，要向工农兵学习，要为人民服务啊！”
舒绣文一边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，一边连连点头。她虽然没用什么豪言壮语来表示，却深深记住了他的话。
建国以后，由于舒绣文是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，有时开会，仍有机会见到毛泽东。
1966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，舒绣文患有心脏病，但仍被戴上“黑线人物”“反动军官”“香港货”等多顶帽子，被押着到处批斗，打耳光，隔离审查……有一次，她的同事吕恩在“牛棚”的厕所里碰到她，关心地问起她的身体，她说：“我的病不要紧，我在被审查的学习班里很好，过去我读书不多，正好利用这机会好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，改造世界观……”
1969年春节，吕恩到医院看望被折磨得患上重病的舒绣文。舒绣文用手指着放在床正中的毛泽东塑像，对吕恩说：“你看，我整天守着毛主席，想起他老人家过去为革命受的苦，我算得了什么，我有再大的痛苦也能挺过去的。”
她见吕恩不说话，又用一种低低的、充满感情的话说道：“你知道吗？我很早就见过毛主席，一次在延安，一次在重庆。”说完以后，她那深陷而发亮的双眼里噙满了泪花，并用这双眼睛凝视着放在床正中的毛泽东塑像。
20多天以后，舒绣文便含冤病死，终年54岁。“四人帮”粉碎以后，1979年，她才得到平反。但她在地下已长眠整整10年了。
（摘自1999年1月22日《中国文化报》，文内小标题为编者所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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